我想在《巴黎協定》的語境下探討新的增長邏輯與實現碳中和的路徑。在完成《巴黎協定》目標的同時也必須推動世界經濟的復蘇。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是實現《巴黎協定》還是經濟復蘇都需要通過新的投資類型和新的增長路徑來擺脫現在的困境。

世界在過去七十年、中國在過去四十年中，在人均產出以及健康醫療方面都取得巨大進展，人均壽命大幅度上升而且人口急劇上升。在過去七十年中，世界人均生產總值增長4倍、人口增長3倍、總體產出則增長了12倍，這樣的增長絕大部分是由能源使用所推動的，尤其是化石燃料的使用；而中國在過去四十年里，生活水平也得到顯著提高。但這種由資本積累與化石能源燃料所驅動的增長模式也地影響和破壞了環境生物多，甚至已達到危急狀態，長此以往將嚴重阻礙未來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也會下降。 

舊的增長路徑主要從物質資本去實現增長，雖然它涵蓋了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關討論，但仍然非常狹隘。現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更為廣闊，同時需要關注醫療、教育、環境、分配、以及合作等議題，不僅僅只是關注經濟活動的產出和收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前進方式，把全方位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新增長模式有如下特點：第一，其發展目標超越人力資本以及物質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固然不可小覷，但必須同時考慮土地、水、森林、海洋等對人類生活水平和人民福祉相關的自然資本。第二，必須同時關注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太容易清晰定義，它包括社會凝聚力、人民對社會機構和制度的信任、社會成員相互照顧與幫助、收入和健康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等。

總而言之，新增長邏輯意味著對財富積累和總體目標要有更寬泛的定義，這一認識在中國生態文明發展目標中得到體現，包括加大力度發展服務業、推動高科技、利用人工智能進行發展等，所有這些都非常吻合中國對未來宏圖的描述。

同時新增長邏輯下的新模式需要大量投資，而且是有別于傳統投資的新型投資，比如，2040年實現零碳電力的目標可以驅動交通、氫能和供暖等發展，從而吸引大量投資；另外也可以對資源生產力進行投資，通過循環經濟對垃圾廢物進行循環利用。我們還需要投資新的體系，包括能源、交通、城市建設、土地等，對這些體系的管理進行投資。這些新的投資需求將從對物質、人力、社會以及自然等資本進行投資，推動未來的新增長。

世界需要從新冠疫情的嚴峻影響中復蘇，其中貧困國家尤甚。100年前“一戰”后的復蘇是由消費拉動的，并未取得很好的成功。這次疫情復蘇必須通過恰當類型的投資來實現。未來五年，經濟復蘇的增長應該由恰當的投資去拉動，為實現雙碳目標和《巴黎協定》等可持續發展目標奠定基礎。中期而言，未來十到十五年將由熊彼特的發明創新模式來驅動增長。中國在新的發明與發現方面有許多領先，比如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數字化經濟管理等領域都有很多優勢，并將持續在這些領域領先。長期來說，高碳發展路徑是不可行的，高碳增長模式會造成自我破壞，不能產生持久增長。

最后我想強調三點。

第一，新增長路徑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發展邏輯，但只有通過全新的方式、有決斷力的公共政策去推動正確類型的投資，才可能實現新增長。比如，為碳價、碳市場的制定設定標準，建立相應法規，對城市建設及土地利用進行相應調整和改革，這些類型的公共政策將能夠推動新的投資及其形式。新增長故事應該由投資去推動，但必須是恰當的投資方式和融資方式。

第二，必須對變革進行管理。轉型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錯配，也會出現部分人下崗失業，國家煤礦將會逐步遭到淘汰。社會需要照顧這部分人，關注轉型對其職業變化帶來的影響，對受影響人民和地區進行投資，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是社會公正以及凝聚力的重要部分，也是公正轉型的重要部分。

第三，新增長故事也是一個很好的國際主義故事，國際合作非常重要。整個世界的復蘇需要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前面談到投資，如果投資者能夠看到新的投資方式能將全球市場統一起來，他們的投資意愿將更強烈，將拉動更大的規模效益及更高的回報,這些都能給全球化經濟帶來很大益處。

最后，氣候、環境和生物多樣性都是全球公共產品，各個國家的努力都能使全人類獲益。這種新的行事方式、新的目標特別令人興奮。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新增長邏輯，必須以新的方式進行投資，為公正轉型努力，同時必須進行國際合作與協作，而國合會將是這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