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發達國家承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歐盟和英國于1990年實現碳達峰，從碳達峰到承諾實現碳中和之間有60年時間；美國于2005年左右實現碳達峰，從碳達峰到承諾實現碳中和之間有45年時間；中國承諾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僅有大約30年時間，遠遠短于發達國家所用時間。當前中國的絕對排放量高于他國，達峰后中國年減排的速度和力度須遠超發達國家。因此，中國不僅需要付出艱苦努力，而且因為時間緊迫、任務艱巨，一定要把準時間表和路線圖，找準主攻方向，避免走彎路、入誤區。

“碳中和”是指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碳捕集與封存技術等形式抵消掉，實現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然而，中國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植樹造林產生的碳匯吸收能力相去甚遠，即使不考慮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僅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一年就超過100億噸，而碳匯吸收能力也就6億噸左右，考慮到中國的國土面積，中國碳匯吸收能力增長的空間有限，而CCS技術又面臨非常高的成本。因此，實現“碳中和”，需要中國把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降到比較低的水平，至少比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低一個數量級，才可能依靠碳匯和CCS等技術形式把溫室氣體排放抵消掉。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首先要求中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進行經濟結構低碳轉型。高能耗高排放傳統產業將面臨產能壓減，相應地在高能耗高排放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會減少。推進經濟結構的低碳轉型將創造大量對非化石能源的新增投資、傳統行業的技改投資、低碳無碳新技術的新增投資等需求，促進經濟綠色高質量發展。當前，中國各地發展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和自然資源稟賦存在顯著差異，因此碳達峰在全國的布局、目標的分解和政策實施層面應依據經濟基礎和碳排放情況進行差異化安排，充分體現出區域差異，壓實地方主體責任，推進各地區有序達峰；同時，鼓勵經濟發達和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為推進國家整體碳達峰承擔更多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為全國范圍的碳達峰創造有利條件。

從2010年開始，國家先后開展了三批共計87個低碳省市試點。這些試點省市單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平均水平比非試點省市下降得更為迅速。上海、深圳、蘇州、寧波等東部城市的碳減排更是走在前列，如上海、深圳已明確提出2025年提前達峰。當然，國家對這些城市的期望不止是達峰，之后的排放控制標準肯定會越來越嚴格。相比之下，西部城市由于碳達峰完成時間和壓力較大，必須給他們留出一定的“碳空間”。不過，從資源稟賦上來看，西部地區由于具備豐富的太陽能、風力等資源，更適合發展新能源，在推進碳減排的過程中更占優勢。如果國家嚴格實施控制化石燃料的生產和消費，西部地區能夠充分利用可再生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將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但關鍵在于地方政府是否能夠適時轉變發展思路，建立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

此外，“碳中和”要求中國能源消費結構向低碳化無碳化作出深度調整，實現能源供給結構與之匹配。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需要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幅上升，這將對煤電產生很大的影響。目前來看，煤依然是中國主要的發電能源，雖然2020年煤電裝機占全國電力總裝機容量首次低于50%，但全國仍有10.8億千瓦煤電裝機在運行；電廠相對來說是最容易大規模達峰的主體。面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約束，中國要嚴控煤電項目，推動煤電裝機在“十四五”時期達峰，并在2030年后快速下降。中國煤電裝機容量未來峰值預計為11～13億千瓦，煤電產能整體增長空間已十分有限。電力部門要在2050年前實現零排放、2060年前實現一定規模的負排放，才能支撐整個能源系統實現碳中和。

由于中國60%的煤炭用于發電與供熱，這意味著“十四五”時期必須嚴控煤炭消費增長。筆者預計“十四五”時期煤炭需求仍將處于40億噸上下的高位平臺期，但煤炭消費比重會持續下降；“十五五”時期煤炭消費總量將進入相對較快的下降通道；2040年后，隨著大批燃煤電廠達到服務年限、可再生能源發展規模擴大、儲能規模化運用，煤炭消費將快速下降；到2050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預計將降至個位數。另外，在運煤電機組平均運行年齡只有大約12年，離現代煤電廠正常退役還有20~30年時間。讓這些機組提前退役會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特別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機組運行年齡更短。避免電廠碳資產的擱置問題需要依靠CCS技術，因為在尚無其他可行技術的情況下，可通過CCS來實現凈零碳排放。CCS技術作為保底技術，也就是零碳技術成本的上限，可允許這些煤電機組不至于全部提前退役。未來CCS技術成本的下降幅度和發展規模，也將對控煤和煤炭消費量下降的幅度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