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介紹，目前，在國內外已經出現了不少顛覆性的減碳技術。如東芝公司宣布，已經研發出全球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電催化技術，比之前技術處理速度提高了60倍。

　　在二氧化碳轉換利用方面，國內多個團隊也做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周宏春介紹，如中海油二氧化碳加氫制甲醇關鍵技術及工程示范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專家鑒定認為，與國內外同類技術相比，主要技術指標先進；中科院大連化物所李燦院士團隊也在蘭州建成了千噸級“液態太陽燃料合成示范項目”。

　　此外，北京光合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等離激元技術，利用電廠余熱或太陽能光熱，在常溫常壓下將二氧化碳合成為清潔燃料，并在七臺河電廠完成了中等規模工業示范；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團隊在2014年已完成了二氧化碳礦化發電生產碳酸鹽的實驗室試驗。

　　“把二氧化碳從減排負擔變成高附加值產品的技術，可以提供能量與化工原材料的雙重功能。如果這些新的技術能夠產業化，或將開創一個全新的碳中和技術范式，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碳中和之路。”周宏春說。

　　但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由于受到能源來源的限制，如果按近十年電力結構變化，電動車的清潔能源含量只提高了10%；風力和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占比雖然已經達到了24%，但利用率只有9%；核能在電力結構中的比例還非常低，僅為5%左右。

　　國際能源署此前的研究也發現，實現碳中和的技術，一半還沒有開發出來。

　　國際能源署的分析指出，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從目前的330億噸下降到2050年的100億噸左右，則2050年前節能和提高能效對全球二氧化碳減排的貢獻為37%，發展可再生能源貢獻為32%，燃料替代貢獻為8%，發展核電貢獻為3%，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貢獻為9%，還有12%貢獻由其他技術滿足。

　　而讓專家們更為擔心的，是一些容易被“高碳鎖定”的領域。

　　比如，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微信公號“人大生態金融”近日一篇文章稱，對居住建筑、公共建筑、能源基礎設施等鎖定效應強，且投資高、影響范圍大的重點用能領域，不能再延續“跟跑”為主、市場推動技術緩慢迭代的傳統方式，必須強化政府主導，抓緊制定與碳中和目標相匹配的能源效率標準，提高準入要求，盡早使新建建筑和基礎設施的能效水平與發達國家“并跑”，甚至“領跑”。

　　我國每年新竣工建筑面積40多億平方米。距離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只剩下不到40年時間，如果這些新建的住房和基礎設施沒有采用高效節能技術，則未來40年內需要實施改造甚至拆除重建，“技術鎖定”的問題將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