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百廢待興,恢復生產和生活秩序都需要發展經濟和供應能源,兩者都需要工業化水平的支撐。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拉開了新中國工業化的序幕,其目標是通過156個大型工業項目以及與之相配套的900多項輔助工程,建立新中國的重工業、國防工業和能源工業基礎,初步建成國家的工業經濟體系和與之相配套的能源供應體系。這些在當時看來可以稱之為“巨無霸”的大工程,實際施工建成了150項。其包括軍事工業企業4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其中鋼鐵工業企業7個、有色金屬工業企業11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其中煤炭工業企業和電力工業企業各25個、石油工業企業2個;輕工業企業和醫藥工業企業3個。該項計劃在中國工業發展和能源發展中的歷史地位是不容抹殺的。通過規劃項目的建設和運行,我國不僅初步建成了門類齊全、體系完整的工業體系,還為我國大規模的工業化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大批人才。新中國中央政府的工業部門、重要企業的第一代掌門人和第一代中國工程院院士大都有參與156項大型工程建設的背景。“156項工程”半數以上在東北三省,這也奠定了東北三省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經過5年的建設,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獲得了極大的提高。按照當時的需要量,鋼材的自給率已達86%,機械設備的自給率60%以上。我國的工程技術力量、工業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五”時期的工業贏得了高速度的發展,到1959年建國十周年時,我國鋼產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產量從第9位升至第3位;發電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的工業化進程不全是“156工程”那樣的成功,由于先后被各種因素所干擾,其進展并不順利。即使如此,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也沒有被打斷。1964年開始中國迅速發起“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將具有“防御性國防特色”的重工業重心由沿海向中西部轉移,中東部省份的工業也向腹地縱深轉移,實現了繼抗日戰爭之后中國工業發展中心的再一次大轉移,形成了西南、西北和中南地區一批重工業基地,建成了一批以“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為基礎的新型工業城市,諸如四川的綿陽、攀枝花和貴州的六盤水等。“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從1964年至1978年歷時14年,若包括1958—1964年前期調整時期的6年則共20年,其核心時間段為1964—1972年共計8年。橫貫三個五年計劃的“三線建設”中,國家在中西部地區主要是13個省和自治區投入了2000多億元資金,涉及600多家企事業單位的重建、搬遷、合并,整個工程規模史無前例。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上萬的民工的建設者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和大漠荒野,建起了星羅棋布的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同時也在中、東部山區等腹地建成了一批新型的工業化城鎮。

總之,轟轟烈烈的156項重點工程和波瀾壯闊的“大三線”“小三線”建設兩項世紀工程,幫助中國完成了自身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其標志是到1976年,我國工業附加值已經穩定地超過農業,成為支撐起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這一時期,能源、環境和氣候之間的關系比較簡單,國家的首要目標還是發展經濟,滿足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對能源的需求是問題的核心。當時國家把能源開發作為重中之重,針對我國貧油的問題,提出了以煤炭為基礎、電力先行的發展思路,在電力行業中堅持“水火并舉”。直到20世紀60年代發現大慶油田,石油開發成為國家能源供應的重要方面。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6年,雖經各種波折,但我國的能源供應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到1976年,我國能源消費量已經達到4.7億噸標煤,占全球能源消費量的5.5%。其中,煤炭消費量為3.3億噸,是1949年的10多倍,占全球煤炭消費量的14.6%;石油消費量為7800萬噸,是1949年的200多倍,占全球石油消費量的2.7%。化石能源消費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11.83億噸,僅占全球排放量的6.9%,尤其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1.2噸,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排放量的1/15,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貢獻也十分有限。因此,當時人們對能源、環境和氣候問題的認識還不深,此類問題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